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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我和潘春雷的见面周期是一年一次。
他家住在满城县城，我家在保定市区。每年的大年初二或初三，我们都会回农村的老家聚一下。我家每年都是到的最晚的，大姑二姑基本上十来点就到了，我们却总得磨蹭到十一点半。妈妈总说去那么早没用，但其实我知道她是不想早回家去了干活，她什么都不会，看别人忙活帮不上什么忙，面子上总觉得不好意思。
推开老家绿色的大铁门，一眼就能看见站在门口的潘春雷。他一年四季都穿西服，好像马上就要去银行上班。和屋里的忙活热闹不同，他总在门口支个小马扎，摸摸猫逗逗狗，安安静静的，来回有进出的人就聊上两句。每次我正往门口走，他就笑眯眯地掏他的西服内兜，从里面摸出两张银行发的纪念币递给我。每年和每年的样式都不一样，在年幼的我看来，他简直就是贴在门口的财神爷。潘春雷的眼眶总是红红的，眼皮也鼓，平时就一副刚哭过的模样。当年他第一次见我奶奶的时候，我奶奶就偷偷跟大姑说，这春雷啊，哪儿都好，人也老实，就是一脸苦样。但在那会儿，我大姑可听不进去这些，义无反顾地跟了他。
我看过当年他们婚礼的照片，我大姑个儿不高，就一米五几，还胖，穿上婚纱更显得圆滚滚的，站在潘春雷的旁边，足比他矮一头多。潘春雷看上去比现在年轻点，还是一身西装，只有胸口别着的大红花才让他和平时有些区别。
我爸说潘春雷酒量很差，平时只要两口下去立马上脸，结婚当天也是，敬酒才不到一半，脸就红得像过敏，走路也发飘，我大姑生怕他出了什么乱子，就让我爸在旁边一直跟着，偷偷把酒换成了饮料，这才打下一圈来。
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，他俩算是互补型的夫妻。大姑矮胖，潘春雷瘦高；大姑天生能说会道，潘春雷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；大姑总爱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今天大波浪，明天小波浪，潘春雷常年只有一个模样；大姑自己开着家药店，潘春雷在农业银行刚坐办公室。
结婚不到两年，大姑生了个儿子，按辈分论，我得管这个孩子叫哥哥。但我其实从来没见过他。这个孩子基本继承了他俩所有的优点，长得白白净净，从刚会说话就口齿伶俐，还特别聪明，一见生人就背唐诗，背完李白背孟浩然，不给他抱走都不带停的。
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得过于娇嫩，被天上的哪位神仙看中了想收到身边做童子。所以在他不到三岁的时候毫无征兆地得了白血病，潘春雷和大姑卖了药店，又卖了房子，拼尽全力在和老天爷争夺着这个孩子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。
出殡当天，潘春雷已经连着八天没合眼了，顾的执事者估计见惯了这样的，走过来跟他说，你记住，丧事成不成功主要就这一点，就看你盆摔得碎不碎。
给灵堂的长明灯添好了油就差不多该出发了。一行人走到了楼下，执事者先安排好亲友的站跪位置，冲着天空打了两朵白花，随着纸钱缓缓下落，他掏出打火机，燃着两张黄纸，然后问潘春雷，盆儿呢？只见潘春雷愣在那儿，神情呆滞，没有答话，经人提醒后，忽然反应过来，说，盆，有，准备了。
执事者把黄纸拿过来塞到盆儿里，对潘春雷说，我说啥你说啥，有点气魄，把盆儿举起来。只见潘春雷跪在地上，盯着执事者，气沉丹田，断喝一声，把盆举起来。执事者说，这句不用喊，做动作就行。潘春雷忙吧盆举过头顶，纸在里面燃烧得很快，几缕黑烟从里面袅袅升起，像是蛇吐的信子，紧接着一股浓烈的焦糊气味弥漫开来。
带着哭腔喊完了三句话，潘春雷将盆儿往下一砸，大概是他下跪的方向不对，膝盖的前方是一条雨后的土路，盆儿的侧沿落在土路上时，只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，像一记硬拳打在了胸口上，之后便毫发无伤地弹开。在场的人全都愣在那里，眼睁睁看着盆儿弹起又落下，冒烟转着圈儿，像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，三转两转，滚到了一边儿。
潘春雷只身半跪着挪过去，抱起盆儿，用袖子蹭了蹭上面的土，再回来的时候表情尴尬，样子也十分不堪，他似乎想挤出一个带有歉意的微笑，但最终也失败了。执事者出来维持秩序，并说道：“这么的吧，趁现在马路上车少，咱们去马路旁边摔”。于是众人又换了个位置，跪在了马路边上。潘春雷再次颤抖着高举起盆儿，所有人的心随之揪了起来，心里盘算着，这次要是再没摔碎，还能换到哪里去呢？就在这时，后面等待的人群里突然爆发出几声浑朴而雄厚的满城口音叫喊：“雷子，雷子，碎了它，雷子……”。开始只是零星的几声，像是开玩笑，但其中也不乏热忱和真挚，然后是更多的声音，此起彼伏的叫喊着为他鼓劲儿：“雷子，能耐呢？”，“雷子，你他妈使劲儿砸啊！”，“雷子，雷子……”。到了最后，我爸也跟着一起喊，“雷子，你他妈的给我造点儿响儿……”
潘春雷的双手举到最高处，咬着牙绷紧肩膀，原本就通红的眼睛此刻血丝像叶脉遍布，他用那平日里专门点钱的手，使出毕生力气在突然出现的静谧里向下一掷，震耳欲聋的巨响后，盆儿被砸的粉碎，砂石瓦砾飞到半空中，仿佛半条街的灰尘都随着这声巨响扬到了半空。此刻刚好天光放亮，在朝阳的映衬下，万物镀上一层金黄，人们仿佛刚刚接受了洗礼，表情霎时庄重而深沉，停止了刚刚的叫喊，各自怀着本该有的悲伤与慨叹，沉默地散去。我大姑向着灰蓝的天空长嚎，哭得不省人事。
自那以后，这个家就变了样。潘春雷和大姑搬到了原先银行分配的宿舍。大姑在家静养了几个月后，重新找了份工作，在一个普通的电脑公司里做了个打字员，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。原本中产的生活条件，一下子跌倒了小康线上徘徊。
过了没两年，我出生了。也是差不多同时，我大姑再一次怀孕了。对于当时来说，这算是个天大的好事。这一次是个女孩，也就是现在的我妹妹。取名的时候，我大姑不顾别人的反对一定要叫她丑丫，说是去个贱命好养活。或许是头胎吧有点都吸收的差不多了，相比之下，我妹就显得很普通。长得随我大姑，脸圆眼弯，眼距也宽，皮肤很白，一头自来卷，乱蓬蓬地梳在脑后，性格倒是有点像潘春雷，不爱说话，别人说什么就是嗯，啊。她脑子不太灵光，不识逗，大人一逗她就咯咯咯地笑，像鸡叫。
我小时候很喜欢和她玩儿，因为她听话，我说什么都没意见，让我很有当姐姐的优越感，就算是欺负她，她也没有一点脾气。有一次我们放暑假回老家玩，趁大人午睡的时候，就偷偷把自行车给推了出来，那天上午刚下过雨，我载着她撒欢儿。到了土路上，我突然想起了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里面马小军他们骑自行车打架的那段。我就回头和我妹妹说：生活见识网wWw.0279.nEt“我会撒把，就是骑自行车不扶车把，就像电影里那样，你信不信？”，没想到我妹妹听完开始笑，“咯咯咯咯……”，“我不信，你要是会的话，人家不就找你拍电影了么？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说，“你这逻辑不对啊，演员能演电影，那是跟导演关系好，导演才找人家拍，这可不是谁都让演的。就比如说，你以后要是成了导演，女一号就只能找我，因为你就认识我。”丑丫听完说：“我还能找我妈，我跟我妈更熟。”我说：“可你妈不会撒把呀！你看好喽！”说着，我把把一撒，上半身往后轻轻一靠，脚下蹬的飞快，自行车笔直就往前冲了出去。我喊着，这回你该信了吧，她没说话，又开始笑。等骑了还不到十米，地上冒出来半截砖头，我们谁都没注意。前轱辘蹭到了，车把往左一歪，连人带车都失去了平衡。在车子离地不到十厘米的时候，我左脚使劲一蹬，让自己站了起来。可我妹妹就惨了，她脚被卡在了车子后座的踏板上，连人带车摔进了道边的沟里。那个踏板是我爷爷用铁焊的，本来是让我们坐车子的时候防止脚乱动，这下倒好，让我妹遭了罪。
我赶紧把她从沟里捞出来，她哭得我心慌。她就杵在地上，左半边衣服还在往下滴水。我赶紧让她动动胳膊动动腿，看看有没有伤到哪儿。这一检查，得，还真掉了颗牙。我把她拽到了太阳底下，开始给她的衣服拧水，她不敢闭嘴，生怕把嘴里的血和牙一起咽下去，我又拿纸给她把血止住，跟她说没事，你这是乳牙，过两天就长新的了，她这才不哭了。我俩又蹲回排水沟旁边，找到了她掉的那颗牙。因为刚下过雨，所以排水沟里的水是流动的，我俩把自行车支到一边，绕着庄稼地找了接近半天，才找到。那时的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，万物都是火红色的。我把那颗牙举给丑丫看，她眼睛放光，又开始笑，这回我陪她一起笑，把牙用纸擦干净，小心地放进丑丫的衣兜里，我俩推着自行车，踏着夕阳回了家。一路上有说有笑，就像是捡了宝藏。
晚饭的时候，大姑问起丑丫的牙是怎么掉的。我的脑袋都快扎进了饭里，菜都不敢夹，干吃米饭。丑丫想了想，说是她自己摔的，大姑就没再多问。但我还是不敢抬头，一是不敢面对大姑，而是丑丫缺的是门牙，这让她嚼东西很费劲，看起来很滑稽，我看了心疼。吃完饭没一会儿，丑丫还是说漏了。不过这也不能怪她，当时我们正在客厅看电视，我妹指着电视跟大姑说，我姐姐也能演电影，你知道为什么么，因为她骑自行车不用扶把。从那天晚上之后老家的所有自行车都按上了锁。
又过了几年，我们都上了中学，联系就越来越少了，见面次数也少了，丑丫虽然学习成绩一般，但很听话，潘春雷他们对丑丫要求也不高，她每天过得和以前一样快乐。
有一天，我上高二的时候，一回家就看见潘春雷坐在我家沙发上。他表情木讷，看见我之后也没任何变化，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，就把脑袋转到了窗户那边。我爸站在窗前，背着手，面向窗户，一动不动的，就像长在了那儿。我很纳闷，就回屋去找我妈，发现她也眼眶红红的，那会儿我也已经大了，他们也不瞒我事。我妈跟我说，上个星期，丑丫住院了，老发高烧，一检查，和当初老大一个并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想开口又不知道或缩写什么。只能问一句，然后呢？我妈接着说，你大姑之前好歹跟药打过交道，多少懂点而医，这第二个孩子也生了病，她心里差不多就猜着了。前两天带着潘春雷去做检查，这一检查，唉，我妈说着，眼圈就又红了。她缓了口气，接着说，这病就出在他身上。
客厅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，基本都是潘春雷的，我爸只有几声嗯。这期间重复最多的一句话，就是潘春雷带着哭腔说：“兄弟，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啊？”。那天晚上，我妈又断断续续告诉我，大姑看过检查结果后，要和潘春雷离婚，现在人在小姑家住着，要么就去医院守着丑丫，反正说什么就是不回自己家。潘春雷那边，他去小姑家找过大姑，可大姑一见他就哭，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。而潘春雷也不好意思守在医院，那边有我奶奶他们，他一看见丑丫躺在病床上，心里就难受，更加无地自容。听完这些，我也开始替他想，他还能怎么办呢？
到了这种时候，家里顶事的还得是我爸。他拉着潘春雷去医院把丑丫接了回来，第二天去了北京协和医院，挂了三天的号，终于排到了一个专家号，重新做了一番检查之后，专家说幸好丑丫发现的早，加上她的病情在白血病里面算最轻的，所以能治好，就是得住三个月院。潘春雷出了屋，坐在走廊里就开始嚎啕大哭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脸红得像过了敏。
后来，我爸出钱在医院旁边租了个小房子，三十来平米，让潘春雷暂时住在那儿，我爸还说花钱给丑丫请个护工，但潘春雷态度坚决，说什么也不让，潘春雷从此从网上学做饭，每天就在那个小房子里琢磨怎么给丑丫变着花样吃点好的，一到晚上就支一把折叠椅在病床旁边，坐着睡一宿。白天丑丫输液的时候，他就去找护工，学按摩，学怎么使用工具，还学怎么照顾病人。在那三个月里，大姑去过两趟，态度明显好多了，但潘春雷也不让她在那里多待，嫌她添乱，没两天就把她轰回家。
三个月之后，丑丫可以出院了，我爸说去借他们，潘春雷不让，非要自己开车带丑丫回家。他还专门找人把他的车从家开过来，那时候，大姑已经回家里等着他们了。
回家的高速路上，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叫《黄昏》。潘春雷问丑丫，好不容易熬出院了，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想干啥？丑丫想了一会儿，说她想去唱卡拉OK，同学们都说她唱歌好听，她自己也爱唱，但是在医院里没人听她唱。潘春雷冲着后视镜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还去过卡拉OK，比你爸厉害，你爸长这么大一次都没去过，那里面好玩么？”。可我妹头也没抬，就说了句好玩。过了一会儿，潘春雷突然把音量键拧大，印象里周传雄浑厚的声音充满了整个车厢，潘春雷清了清嗓子，嘴一张一合，也唱出声来。一开始只是小声地哼唱，到了后来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一直盖过了音响里的声音。丑丫惊讶的也从后视镜里看着潘春雷，他的脸上布满了细纹，随着嘴角牵扯的幅度不同，脸上呈现出深浅不一的沟壑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唱着：“黄昏再美终会黑夜。”，声音清脆而凄厉，仿佛一道惊雷，时刻准备着刺破天际。镜子里，潘春雷的眼眶还是红红的，眼窝周围的肉也凹陷了进去，但他的目光透过他的肿眼皮，直直的盯向前方，仿佛一个生命只剩下一口气，但还在战斗的战士。那歌声就是他的利刃。丑丫说，她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听的歌声，如雷贯耳，就像惊蛰的春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