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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文人士人中，有两个精神与气节的高标，即屈原与司马迁。两者同受后世敬仰，却又截然不同，前者慷慨死节，后者忍辱苟活。在死神面前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最终殊途同归。
相比司马迁，似乎屈原因一个为纪念他而出现的端午节而更具知名度。有人认为屈原国破后，一跃投江，便赚得流芳百世，实在轻松。他这一跃弃楚国百姓于征服者的铁蹄下而不顾，实在虚伪，或者说迂腐，为何不能如司马迁般，负辱负重，以待有为？
自然法之父西塞罗曾说：“国家是人民的事业。”而早于他几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，人民与国家政治的关系远没有如此美好。低下的生产力使百姓自顾不暇，政治与军事，只是那些族谱上达神话时代的贵族们才有能力享受的贵族运动。人民与国家，事实上并不等同。屈原的品行可以称圣，但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局面下，“民本”根本就是美好而不可用的新思维。像屈原这类世人，虽有治国之心，但大约并不大看得起黎明百姓，而只是视之为一种资源，如田间稻谷、放牧牛羊。因此受时代局限，屈原忠于国家为主，爱民次之。所以，郢都被破，他举身赴死，可以说是气节催动下的必然选择。
相较出身高贵、气节刚正的屈原，司马迁的起点要低些。帝王身边记述史册星历的刀笔小吏，为自己心中的正人仗义直谏，却横遭极刑，受奇耻大辱生活见识网wWw.0279.nEt。但司马迁却猛地从命运手中夺下笔杆，在这千篇一律的悲剧开头后续上了一段史诗。《未选择的路》中，诗人为金黄落叶下的两条路而犹豫，而司马迁受极刑后其实只有一条路。如果说屈原死节如行康庄大道，而历史此时却只为这位史官留下了一条繁芜丛生的荆棘之路。幸得《史记》的史学价值、文学价值很高，踽踽独行于曲径的司马迁披荆斩棘，重得清白，保全名节，且流芳千古。
《史记》被称为“无韵之离骚”，司马迁不奢望“香草美人”的出现，而是动笔成一家之言。从李陵事件中，他明白，历史的是非不能再由帝王一言而定，故相较屈原，司马迁更靠近普通人。因此，只要是替天行道，为民谋生的人，像陈涉之类前朝的反贼草寇，也能列入世家。司马迁在保全后世名节的同时，进行了向帝王的复仇。
但同为历史中的人，上述二人受时代局限，我们也无以逃脱。在我们的价值观与评判角度中，二人是不畏生死的英雄，是不畏负重的猛士。但后世再将如何评价，我们也无从知晓，唯有所著文章为他们立言。时势造英雄，如屈原未作《离骚》，司马迁未作《史记》，后世又将如何评价？
但既然不能跳脱，便也无需多想，二者皆视名节高于生死，视理想状态重于泰山，不畏身死，不畏苟活，在我看来，都是美好得可与星汉银河并驾的品行，当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！